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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论】文化时空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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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01
  •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中国高校之窗

儒家将“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熔铸于玉的物象上来,使这些核心价值变得可视可触可感。博物馆的玉文化课程,可以帮助学生通过具象的玉器,理解抽象的“仁”和“礼”等核心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需要调动多方课程资源,尤其是博物馆课程。可以通过恰切的课程创新和转化,借助玉文化建构青少年的文化记忆,实现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文化时空的教育价值

德国人类学家杨·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构建了一个空间,将模仿性记忆、对物的记忆和语言交流记忆等融汇于这个空间,从而指向人们对意义的传承。那么,时间流逝,“过去”随之产生的观念,只是一个自然过程,以文化时空的视角观之,“过去”只有被指涉时才会建立起意义或群体的记忆共同体。换言之,一个国家或民族新的复兴总是以对过去回溯的形式开始的,我们意欲如何开辟未来,就会如何制造、重构和发现过去。阿斯曼提出了不同于客观时空的文化时空概念,在文化传承维度上重构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果说文化时空是哲学家的假设,那么比利时科学家伊利亚·普里戈金则以科学的方法探索时空概念。在他看来,牛顿物理学时代的空间和时间都是一劳永逸地给定的,是一种“普适”的时间;而爱因斯坦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是一种错觉,在文化时空的场域中,空间和时间都是记忆图景的组成部分。普里戈金科学式的哲学探索提供了关于时空的新图景:我们需要不断拓展知识和价值的疆域,超越事物的已知性质,从而创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与阿斯曼文化时空立场遥相呼应,都指向了意义传承的创造性建构。

当青少年与玉器相遇,我们以何种方式引发青少年的探究和学习的兴趣,使玉器所承载的隐而不显的时间和文化印记变得清晰,并从中建构青少年对于华夏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正是博物馆教育所要关注的课题。

从文化时空视角审视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博物馆就不仅仅是一个 “文物仓库”,而是一个凝结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场域。博物馆课程就是要通过对“过去”的指涉,打造当代青少年的文化记忆,培养文化自信,更好地面对未来。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玉文化的课程化需要一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博物馆课程是教育中长期被忽略却异常重要的内容。

于“惊异”中产生教育契机

所谓“惊异”,源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学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每个人的本性,是一种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探索的活动,并非功利的外在目的所驱使。博物馆课程需要引发青少年的“惊异”,进而引发他们探索和理解文化历史的兴趣。2017年末,笔者在上海博物馆的玉器展厅旁听了民间工作室组织的博物馆课程,参与课程的是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两个小时的课程,从新石器时代玉礼器、玉饰品,到明清时期玉器,他们或聚精会神地听,或投入地参与活动。那些静静的玉器,开始逐渐苏醒,彼时的生活、信仰、服饰、习惯、诗歌,与同学们在“当下”交汇。

例如,中国儒家文化中讲“礼”“仁”,这种抽象的概念通过玉得以具象化,所以说“君子比德于玉”。在博物馆课程中,老师可以结合《礼记》《诗经》等来讲玉文化。老师首先引入了《礼记·聘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为了进一步联系学生们的生活经验,老师请他们说说名字里的“玉”。而学生们说出的璋、环、琼、璞、玺等,很多能在博物馆里见到。

我们看到,课程巧妙地将儒家“礼”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学生的生活经验,通过“玉器文本”和“文学文本”双重证据,为学生直观地教授了传统玉文化,学生不但“知道”,而且能够迁移。而且,每一个时代的玉器都承载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如唐朝的兼容并包,其玉器当中就有很多胡人的形象;到了明清时期,生活化的玉器寄托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如“莲鹭纹饰”,代表着“一路连科”即科举一路高中的寓意、“马上封猴(侯)”“蝠(福)兽(寿)双全”等。从玉礼器、玉仪仗,再到君子佩玉、玉饰品等,都是玉文化在文化仪式或日常生活中的投射,博物馆课程就是要创设“惊异”的契机,使青少年在与玉器的相遇中,走进、理解、认同进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教师也要在适当的时刻提醒学生,当今时代,玉是一种比较昂贵的消费品,切莫攀比。

传统文化对青少年的浸润

《诗经》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从文化时空的概念来重新审视玉器及其背后的文化精髓,这对当代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培养具有特殊的意义。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者,在当代教育中都已日渐式微。这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现代教育分科的影响,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与传统教育讲求“天人合一”渐行渐远;另一方面,这也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相关。我们更加关注有文献记载的“文字文本”,对以玉为代表的“文化文本”关注远远不够,对于古人教育的“立意”和“方法”理解都不够。

明代王阳明提出要理解古人“立教之诚”,放在今天来看,我们需要从华夏文明的多重维度走进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世和出土的经典文献,而且包括民间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考古发现的图像与物。我们可以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学科壁垒,在博物馆的文物中融入文学、音乐、绘画、舞蹈、书法等多学科知识,从而实现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立体、深入、生动的认识和体悟。

今天,我们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讨文化自信等命题,都需要我们对包括玉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博物馆的玉文化课程令我们反思,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恰切方式和途径,作为教育者,如何从文化时空视角,借助怎样的教育形式,让当代青少年在理解“过去”中重建文化记忆,进而更好地面向未来。

从课程的转化来讲,同样的文化时空场域,其教育的目的和程度,应根据不同的学生年龄和学情进行区别。例如上文中谈到的“礼”,对于中学生或大学生来讲,可以进一步结合文本阐释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在儒家看来,“行礼”是世间最大的“勇敢”,因为只有君子能够不加懈怠地行礼,通过“行礼”,“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使“治国以礼”的社会理想的构念得以实现。这些问题,放在文本层面理解时,往往是“隔”着的,而放在文化层面,结合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精神象征,便容易“打通”隔阂,使人豁然开朗。

此外,博物馆课程的转化,还需专注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批评性思考。例如,玉文化中对佩玉的等级划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自由”等相悖离。这就需要加以批评性的认识:首先,这种“等级”观,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对当时社会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次,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等级”划分,实际上是儒家的“秩序观”。人们从敬天地四方,到对人的尊敬,是道法自然的结果。在今天仍需讲求“秩序”,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作者:赵晓霞,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1日第6版 版名:理论周刊·思想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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