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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注】学科发展趋势与跨学科组织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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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学科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促进跨学科研究不仅能在学科交叉地带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学科增长点,而且也有助于解决人类社会和科技的重大问题。要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布局、提升学科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就要高度重视跨学科的研究。然而,面对既有的传统学科结构,跨学科发展面临着组织人事、资源共享和文化意识等多重壁垒。在现阶段,通过建立高于院系层面基于学科门类的大类学科平台组织和打造低于院系层面基于课题项目或研究目标的教学科研人员学术组团相结合的跨学科组织模式,是弥补传统院系组织模式缺位、打破学科结构壁垒、促进跨学科发展的有效途径。

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并且成为推动当代科技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跨学科研究打破了现代学科划分形成的学术结构壁垒:一方面,填补单学科微观化后的空白;另一方面,释放学科活力、加强学科间交叉融合发展,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学科在更高和更深层次上的重组。只有通过整合及优化配置内外部资源,创新跨学科组织建设模式,完善跨学科发展机制体制,促进学科间优势互补、开放共享、协同发展,才能不断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

跨学科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构建、研究机构建设经历了单学科向跨学科的发展历程。单学科建设谋求边界明确的独特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特定的学科概念与范畴,并试图建构一个逻辑严密、凝聚力强、高度一致的理论体系,以此作为学科身份的标识。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它们研究的对象无非就是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在现实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哪一门科学、哪一个学科,都只是对这一整体中局部现象的研究,单一学科自然也解决不了整体性问题。这一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两弹一星”工程项目中就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任何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科技问题,尤其是全球性问题,都是相当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 [1]。

新的学科增长点往往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要解决人类重大科技和社会发展问题也愈发呈现出多学科协同的特点。在诺贝尔奖获奖成果中,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成果占到近一半并且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就像1986年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在颁奖致词中所说:“从近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选可明显看到,物理学和化学之间,旧的学术界限已在不同的方面被突破。它们不仅相互交叉,而且形成了没有鲜明界限的连续区,甚至在生物学和医学等其他学科,也发生了同样的关系。” [2]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也曾在1985年中国科协召开的交叉科学学术会议上提出,可以预料,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时代。

研究型大学在推进跨学科研究活动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各高校争先推进跨学科研究发展,也越来越重视以跨学科的方式组织教学科研,教学科研展开的焦点在问题上,各门学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相互联系。[3] Scopus数据库结果显示:北京大学被引次数排名前五位的独特竞争力(Distinctive Competency)及潜在竞争力(Emerging Competency)学科集合[4]主要集中于化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及环境科学领域,被引次数前五名中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学科集合单学科特点还比较明显,只涉及一两个学科;哈佛大学的竞争力学科集合则主要集中在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等领域,每个学科集合都涉及了三个不同学科,同时集合内的文章数和被引次数均远高于北京大学。这也说明,哈佛大学的跨学科发展程度更高,而北京大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学科交叉和融合使传统单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研究方法更加趋向交叉和融合,相应的出现了诸多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多元组织模式,大学的学术治理结构也在不断进行着适应性调整。然而,目前中国大学的传统院系组织主要是依据单学科构建的,跨学科的发展面临着传统院系组织结构壁垒的学术困境,如何打破学科结构壁垒,探索建立适应中国高校发展校情特点、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有利于跨学科发展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学科布局,提升学科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课题。

跨学科发展的结构壁垒

在我国高校中,单学科的发展模式已较为成熟,跨学科虽然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但无论是在组织人事方面、在资源共享方面还是在文化观念方面,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结构壁垒。

1.组织人事方面。大学的组织结构大都采用“校-院系”管理建制,院系作为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承担着教学和研究功能,这种主要基于单学科专业组织起来的院系体制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一种制度惯性,组织结构的僵化又会形成组织结构惰性。教师因为常年的人事关系归属而给自己贴上了院系甚至是某个教研室的标签,同时因对收入、晋升和未知的担忧等会对院系产生依赖,教师忠诚于自己的学科专业,对其他专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排斥,特别是在有些专业化领域里,教研人员期望自己能够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维护自我学科的价值和利益。一方面,院系组织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基层组织;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演变成制约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壁垒,这种组织壁垒很容易使得原本最为重要的学术追求目标被置换成适应院系组织规则制度下的利益最大化。院系划分得越细,院系间壁垒可能会越高,也越容易出现重复建设等问题。如果缺乏有效的平台组织和教师兼职及评价体系等制度保障,教师进行跨学科研究往往力不从心。

2.资源共享方面。在现行体制中,各高校主要以院系为单位进行编制岗位、学生指标、经费项目等资源配置,很多学科院系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源和数据库等也是单独所有,有的还是实验室、课题组所有,资源共享面临着壁垒困境。对于跨学科研究项目,往往研究周期长、规模大,需要多方资源和各学科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知识共享和互换,有时科研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教学科研人员更倾向于守住自己学科领域和资源,而不愿意轻易做跨学科研究的领导者和参与者,跨学科合作空有前景和目标,最终很有可能成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也是目前一些跨学科组织成为“僵尸”组织的重要原因。

3.文化观念方面。传统学术组织在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强势的学科领地,进入同一个学科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组成了一个学科共同体,他们持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由于每个学科都构建自己的概念体系、应用理论和研究方法,我们的世界正变得分崩离析、支离破碎。这种分化使得每个学科在具体分析时都依赖自己的隐含假设,以致形成了对世界不同的认识”[5]。也有学者把这种学科差异称为“学科世界观”,认为这是一个学科的群体组织概念,是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对世间万物的概念化过程,也是不同学科之间“门户之见”的来源。对于学科的学术权威来讲,在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学科文化氛围后,往往难以轻易打破现有学科文化氛围和格局,而是维护学科地位和领地,强调所在学科文化的稳定性和特殊性。有研究认为,高度的个人主义是阻碍师生进行交流的因素,学术人之间应该以沟通理性为基础,通过彼此间的交往与理解,建设学术共同体。[6]

打破壁垒,探索完善跨学科组织架构和制度环境

国外跨学科领域有不少先进经验。有的从国家层面联合高校组成跨学科组织,如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这是国家和学校合作的典型,也是跨学科组织中成功的典范,领跑国际物理研究六十年;有的建立校级跨学科组织,如美国南加州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规划建议设置的校级跨学科科研单位(UORU),运行机制定位在学校层面,不归属任何院系,目标是构建实质性的研究平台,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有的搭建校级虚拟交叉学科平台,如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系统生物学计划(CSBi),通过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工学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产生在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高影响力的应用成果,以最小的资源带动最大的活力。

我国也有了不少探索。例如: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启动的协同创新国家项目—2011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联合中心等院校之间合作推进跨学科研究的组织模式等,为推进国内高校跨学科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现有的国内高校组织结构中,基于单学科的院系组织结构仍是学术组织设置的重要框架,而促进跨学科发展最为科学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平台建设培育跨学科研究“土壤”。一是高于院系组织层面的、基于大类学科设置的平台组织,代表学校层面在同一个学科大类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战略规划。二是低于院系组织层面的基于课题项目或研究目标的教学科研人员学术组团。前者持续稳定,后者灵活多样,两者从不同层面对院系组织在跨学科发展中的“缺位”进行增补,再加上机制体制的保障支撑,将大大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切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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