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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真诚的学风活跃的思考 助力当下中国文化进步

一种自信包容的文化必然尊重青年的体验与思索,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必然珍视青年的发现与发声。今天,活跃在学术研究界和文化批评界的一批青年力量,正在以他们的专业素养、现实情怀、思想锐度和理论锋芒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贡献他们创造性的活力与生机。

为搭建一方展示青年学术力量的平台,鼓励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研讨,本版从今日起开辟“青年文化论坛”栏目,欢迎青年学人从对当下文化建设、发展的切身体验和敏锐感知出发,捕捉文化热点和前沿问题,聚焦文化呈现背后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症候,在理论与历史的视野中展开分析与研判,以真诚的学风、活跃的思考来助力当下中国的文化进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及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对当代文艺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部分作家、艺术家轻易被消费主义所俘获,走向了商业化创作。他们不断地被大众传媒转化为文化热点,参与到消费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中,并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近几年作家对影视的拥抱、类型化文艺的流行、艺术家的代际标榜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当代文艺的商业化走向。尽管这种商业化走向可能带来一时的热闹,却放弃了文艺的精神理想和社会担当。还有一部分作家艺术家,尽管能够与消费主义保持一种紧张关系,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迎难而上,进入对资本和消费主义的全面省思,而是对其采取了一种简单的回避态度,并躲进个人营造的“纯艺术”幻象中,或孤芳自赏,或自我炫耀。如此姿态,或许可以保持个人的某种纯洁性,却无益于文艺的发展和进步。毋庸讳言,以上两种文艺生产方式是导致当代文艺内在精神贫弱,少有经典的主要原因。而如果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造就当代文艺经典,就亟须重建文艺创作的经典意识。

所谓经典意识并非简单地向西方的文艺经典看齐,更不是个人成名成家的野心,而是一种直面中国问题与现实问题、积极探索文艺新可能的自觉与冲动。在我看来,经典意识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意识,二是当下意识。

中国意识的有无,是衡量作家艺术家经典意识的一个基本尺度,也是检验中国文艺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现代文艺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如果说在这近百年的文艺实践中还产生了一些经典的话,那首先离不开经典创造者所具有的中国意识。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只要稍作回顾,我们就可以发现,正是对“中国该往何处去”这类中国问题的思考,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综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鲁迅的《阿Q正传》还是巴金的《家》,无论是茅盾的《子夜》还是老舍的《四世同堂》,都包含着作家对中国现实危机的忧思、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剖析乃至对中国道路的想象。正是这一品格使得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作为“民族寓言”而存在的,即便是那些表面看来与民族国家无关的文学文本,那些描写个人欲望和内心冲突的故事,也通常是和民族及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而不是纯粹写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意识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基石。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作家转向了为“工农兵”写作,其背后的中国意识依然强烈。为“工农兵”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将那些长期处于政治、历史之外的人民大众纳入到新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之中,从而建构一个有别于西方“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形态。这一创作理念显然包含了作家对中国道路的别样想象,也因此造就了诸多“红色经典”。但进入“新时期”以后,很多作家在“走向世界”的口号下,开始放弃中国意识,拒绝与民族国家文学为伍,未经选择地把西方文学作为伟大文学的标准,陷入对西方文学的追随和模仿之中。在阵阵喧嚣之后,中国文学日益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或沦为西方现代文学的翻版,自娱自乐;或连翻版也够不上,不知所云,非但没有造就经典,反倒造成了自身的某种畸形。综上可见,中国意识的有无是衡量作家、艺术家的经典意识的一个基本尺度,也是检验中国文艺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代文艺只有重拾中国意识,重建其与“中国往何处去”等问题的关联,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我们时代的经典。当然,这种重建并非要求文艺为“中国道路”提出总体性的方案,而是将“中国道路”作为创作的出发点,来重新思考当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谈不上有意义、有价值的文艺创造。

文艺要重获在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必须重建当下意识,努力恢复对当下现实讲话的能力

除了中国意识,当下意识也是构成经典意识的重要一环。如果只有中国意识,而无当下意识,当代文艺就很可能沦为现代文艺的翻版,造成对鲜活的生存现场和当下生活经验的遮蔽、忽视,这当然也有碍于经典的生成。当今的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空前剧烈的变化,借用学者南帆的概括,即我们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大众传播媒介正在形成一个公共空间,电视或者互联网可能将天涯海角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结起来,物理距离、财富观念、虚构与现实、科学与神话、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都在出现深刻的转折。这种状况不仅发生于繁闹的都市,同时也在改造穷乡僻壤。都市与穷乡僻壤的古老分界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是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可能烟消云散”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时代。今天的文艺只有直面这一时代,触及各种迫在眉睫的主题,真实地呈现当下中国的复杂性和精神多样性,才能与时代的巨大需求相称。但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文艺界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还是以文学创作为例,今天的很多作家缺乏对时代剧烈变化的起码认识,片面地强调“个人经验”的重要性,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只能在私人生活层面打转。一般来讲,“个人经验”应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一系列发生在个人身上的遭遇和事件;其二是针对这些遭遇和事件的感悟和思考。但综观今天作家的创作实践,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们不仅经历的事件极其相似,就连对经验的感悟也居然比较相似,在这些 “相似”中,“个人写作”有时沦为一种雷同化的写作。而且在很多时候,一些作家的经验并不是来自真实的生活,而是来自阅读,他们将自己封闭于书斋之中,阅读成了个人经验最重要的来源,通过阅读获取写作的题材,通过写作过程形成新的文本,然后再被他人阅读,如此构成的恶性循环,势必会造成文学思想价值的贫弱和社会作用的降低。在我看来,文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重获在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就必须重建当下意识,努力恢复对当下现实讲话的能力——不但要提供认知当下现实的形象,而且也要提供理解当下现实的智慧。

总的来说,重建中国意识和当下意识是重建文艺创作经典意识的关键。放眼中外,如何处理历史、现实与个人命运的关系从来都是艺术的使命。如果今天中国的文艺界能够自觉地接续中国现代文艺的重要传统,把新的时代变动所带来的新问题纳入视野,并积极调试文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言说方式,我想,即使暂时没有创作出经典,也至少走在了通往经典的路上。(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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