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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论】如何让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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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是压力族,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以下……”随着首份《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面世,“工蜂”一词变得广为人知。

这份对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65.2%)的“工蜂”已不认同贫富差距具有激励作用,过半(54%)“工蜂”有过不公平感。

“‘工蜂’的体型小、位阶低,却是社会金字塔的中坚分子。”上述调查负责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果“蚁族”描述的是底层大学毕业生,“工蜂”则更多凸显了凭知识资本而升入“夹心层”人群的困惑。

“在时下物质主义的坐标系里,仿佛只有‘极富’或‘极贫’才引人注目,事实上,‘不上不下’的群体更不该被淡忘。”廉思表示,时代怎样用更公平的分配机制,让一批不炫目、但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也是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

拿什么留住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公平上升希望? 2012-09-18 08:10:01 来源:中国青年报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键盘 ← → 翻页]“夹心层”更渴求公平

青年官员、青年富豪、青年明星、新生代农民工、“蚁族”……在目睹了种种群体的酸甜苦辣后,一位自称“科研民工”的网民在微博上慨叹:“终于轮到我们了。”

在廉思看来,对“工蜂”族“迟到”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地位“不上不下”、境遇上差异较大,“个个有本难念的经”,“这也是各行各业里的‘夹心层’,难以被社会集中关注的原因。”

“在我们学校,同属40岁以下‘工蜂’,但历史系老师骑自行车,光华管理学院老师开高档轿车。理科‘工蜂’申请的科研经费几百万元不算多,文科经费几十万元已不算少。”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李睿(化名)这样描述他眼中“工蜂”族的“分化”。

“相对于‘蚁族’,先一步而迈入社会、学历和能力都要高出一截儿的‘工蜂’,不止在高校教师一个行业存在。事实上,他们散布在多个智力密集型岗位,因年龄、资历、经验尚浅而主要扮演‘工蜂’角色。他们属于‘夹心层’,分散性影响了该群体声音的传达。”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与“蚁族”相比,北京某国企员工高凯早已远离“悲情”:28岁,法学硕士毕业,有一份国企法务类工作,被朋友羡称为“稳定、光鲜、福利高”,工作第三年月入约6000元,有“五险一金”,据说单位还有集资建房的计划。但高凯有自己的无奈:“都说国企岗位是香饽饽,‘灰色收入多’,但人们往往看到的是金字塔顶端——核心部门的高管。其实,大部分年轻人是干活的,领死工资,福利多是发粮发油,集资建房不知等到猴年马月,目前也在为当‘房奴’努力。”

“与真正的社会底层相比,‘工蜂’一定程度上诠释着天道酬勤。但多年苦读‘修成正果’后,这批人往往又面临‘拼爹’时代来更激烈的竞争,还有结婚、买房、生养子女等多重压力。”廉思分析,恰如“夹心层”带着比“蚁族”更高的知识资本进入社会,“他们的自我认知与期许有理由更高”,对公平的渴求也更敏感、更敏感。“当期待无法达到时,其自豪感和幸福感会加速下坠,且更令他们难堪。”

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维护公平正义

报告的研究对象是40岁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师,这批“70后”、“80后”既是改革开放进程的“观潮者”,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领潮者”。“他们切实感受并深入思考了变革的推力和阻力,并有足够的自信对中国问题作出自己的观察和认知。”

报告显示,在对贫富差距的认识和容忍程度上,40.3%的受访者已表示非常不认同“拉开贫富差距能够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有24.9%选择了“比较不认同”,两者之和超过六成(65.2%)。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高校‘工蜂’族认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期待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报告指出。

高校青年教师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社会公平的整体情况呢?调查显示,极个别受访者认为目前社会“很公平” ,仅有4.4%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公平”,41.6%认为处于“一般水平”,34.5%认为“不公平”,19.5%认为“很不公平”。认为“不公平”和“很不公平”的比例超过了半数(54.%)。

不公平的来源包括管理体制、晋升制度和薪酬体系。54.9%的受访者认为现行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制比较刻板,缺乏灵活性;68.4%的受访者认为职称晋升制度多以年龄划线,‘论资排辈’现象比较严重,缺乏激励作用;73.5%的受访者认为单位薪酬体系设计不合理,不能体现工资收入与个人能力相挂钩。

在廉思看来,这一现象不仅产生于高校的“小环境”,也是“赢者通吃”大环境使然。“一些高校年轻教师背负着整个行业的光环,但往往‘名至’而‘实不归’。由于内部差距在拉大,自己时常是‘被平均’的那个。”

“不是所有高校教师都是于丹、易中天。”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施向东从管理者的角度证实,自己身边的“工蜂”,多数“学有专攻,进取心非常强,工作四五年左右即已是院里的‘顶梁柱’”,但高校教师的总体收入多年来在原地踏步,“年轻老师由于职称低,增长幅度小,大部分人是比较清贫的。”

在李睿看来,“工蜂”与学术权威们更无法比肩的是社会资源。

“他们都很勤奋,很上进,能吃苦,但资源太少。”李睿在学院担任助教工作,经常与教师接触,他认为资源就是商界、政府方面的人脉,社会名望,以及与学术刊物的关系,“这些都对‘工蜂’的成败‘有致命影响’”。

李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即使在北大,也经常上演着“名教授考虑‘推掉那些找上门的资源’,年轻老师‘想去找却找不着’”的两极现象。“其实,那些名人写的文章未必怎么样,但文章代表了他的观点,因为这些人本身有影响,有发言权。”

廉思指出,研究中发现,日渐扩大的差距正在令一些“工蜂”族或心灰意冷。

“我刚做老师时,坐了几年冷板凳,先是老老实实做了3年助教,然后做了5年讲师,几乎没发什么文章,也没有什么压力。但这5年积累使得我后来开始大爆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回忆道。

受访学者普遍感到“退一步一无所有,进一步翻天覆地”的感觉正在全社会强化。对象牙塔里的“工蜂”来说,“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研究做好”正变得奢侈。

如何让优秀的青年看到希望

“工蜂”概念的出现,也引发疑问:“是什么造就了大家一起‘炫苦’的时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此解读:“平心而论,高校里的年轻人待遇还是可以的。我编的《筒子楼的故事》很多学生看了流泪,说没想到老师你们当年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当然希望年轻人生活好,但所谓‘一步到位’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

他指出,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关键是时代“如何让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

“不管在高校,还是在企业或公务员系统里,永远都有‘工蜂’。年轻人希望有所作为很正常,但年轻也意味着从低处起步、经验不多、贡献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做‘工蜂’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李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但他同时认为,政策和评价体系也应有所调整,“给努力的‘夹心层’更多公平上升的奔头”。

廉思研究团队在报告中建议:“在管理制度中,开辟青年教师特别通道,避免‘工蜂’在各种非学术竞争中,面临不平等的局面。比如在各种课题经费、基金之外特别设立青年教师培育基金,给青年教师生存和发展提供可以发芽的‘种子’。在各种评先评优机制中,特别制定40岁以下青年骨干教师选拔机制和管理办法。”

施向东认为,不妨在课题管理上给年轻人更多弹性。“学问是需要积累的,不是原料进去,产品就能出来。要做上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出来精品,年轻人的积累需要更宽松的环境。”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还直言,评价“个人学术科研能力”的标准亟待改变,应主要取决于同行评议。“没有论文参考不行,但是论文的作用不能被无限放大。”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陆国栋认为:“首先提高高校青年教师的薪酬,让‘工蜂’们有一份体面、有尊严的收入;其次,‘工蜂’族也要转变一些观念。”

廉思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针对“对未来5~10年内社会公平状况的变化趋势如何?”问题,38.9%的“工蜂”认为“会有所改善”,14.3%的受访者认为“维持现状”;25.9%的受访者认为“不好判断”。

报告分析道:“总体来说,尽管‘工蜂’对当前社会公平状况评价偏向消极,但对于未来5~10年的社会公平变化趋势,仍持谨慎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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